犯罪心理学专家保罗·斯多福在论述报告中第一次提到“加减博弈”的概念，他说：“在生活中，人们都会以相对等的方式回馈别人。具体地说，在面对别人所给予的帮助时，我们通常也想要帮助别人，别人给予我们的帮助越多，我们的反馈就会越多，别人给子的帮助少，我们反馈的帮助也会少。而当别人对我们表示出恶意时，我们回馈的也不会是好意。”
加减博弈：让他人接受自己
实际上，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印证了斯多福的话，当我们需要别人的友好和支持时，恰好此时有人主动地给予我们帮助，这个时候，在我们的内心中就自然会觉得要回馈给这个人帮助，如果不去帮助这个人，我们就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压力，这种压力会让我们感到心里不安。
FBI的训练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支持上的。”
FBI一直把加减博弈运用于实践中，他们重视和盟友及对手间的关系，为了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帮助，FBI通常都会运用“加”原则，在有矛盾的时候，先主动退让一步，用退让来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，用退让来让对方卸掉防备，用退让来让对方放弃对抗。
展开剩余88%而“减”原则是FBI笼络人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。但是，早年的FBI也曾因为不懂得“加减博弈术”而让自己陷入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中，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具体看一下“加减博弈”的重要性。
查理·卓别林是世界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演员，他已经成了世界喜剧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。卓别林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好莱坞度过的，在这里他将自己的喜剧表演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也将自己的影响力波及到了全世界。
但是，美国——这个缔造了卓别林的国度也差点儿亲手毁灭了卓别林。
20世纪20年代，卓别林来到了好莱坞，相继拍摄了几部产生轰动的影片后，卓别林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，但是他的影片多是抨击资本主义剥削的，美国当局对卓别林表示出了不满，多次让FBI对其予以严重警告，但是，卓别林不予理睬，甚至加大了影片的讽刺力度，在《城市之光》和《摩登时代》拍完后，卓别林已经上了FBI的黑名单。1930年，FBI派出特工对卓别林的电影厂进行严密监控，还派出特工假扮演员扰乱卓别林的正常拍摄工作，同时，FBI利用媒体对卓别林进行攻击，说卓别林是“宣扬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”、是“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”、是“丑化美国政府的捣乱者”……
面对这些，卓别林没有妥协，而是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手段，对混进其电影厂的HBI特工进行当众揭穿，并且对各大报纸披露这一行径。就这样，FBI和卓别林陷入到了“加减博弈”中，FBI对卓别林监控得越紧，卓别林的反抗和讽刺就越强烈；同样，面对卓别林越来越升级的对抗行为，FBI也加紧了他们迫害卓别林的行动。
1939年，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副领事米哈伊尔·穆卡谢送给卓别林一只棕熊。其实，这个时候，FBI已经将打击卓别林的方向定在了间谍上，他们正想尽办法搜集卓别林的证据。
此时面对苏联领事馆送来的棕熊，卓别林完全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为了和美国政府对抗到底，卓别林不但接受了棕熊，还举办了一个媒体发布会，公开表示自己对苏联政府的感谢也支持苏联政府的共产主义路线。
此举无疑彻底激怒了FBI，为了制服“猖狂”的卓别林，他们要更加大力度地监控卓别林及其周围的亲人和朋友。两个月以后，FBI抓住了一名间谍，是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的执行翻译——马诺克，这一重大收获让FBI甚为惊喜，他们一边加紧审讯，一边向卓别林发出通牒，希望卓别林能主动自首，交代罪行。但是，态度强硬的卓别林不但没有害怕，还把这件事披露给媒体，说这是FBI要给自己制造罪名。
一时间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媒体一边宣称这是苏联对美国政府的挑衅行为，一边又很同情卓别林，说FBI无能，抓不住真正的间谍，就想让卓别林先生当替罪羊。
没有制服卓别林，这让FBI局长胡佛非常恼火，他命令自己的部下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卓别林的“罪证”。
经过了十几年的博弈，双方都陷入到不能自拔的地步，谁也不肯再退让一步，找一切机会去攻击对方。
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，1952年，“麦卡锡主义”泛滥，FBI对一些工厂主义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也到了疯狂的程度，此时已经不堪重负的卓别林最终离开了好莱坞，而美国也从此失去了一位顶级艺术大师。
在FBI和卓别林的博弈中，我们看到了加与减的互搏，他们都只看到了对方给予自己的压迫，这就是互搏中的“减”，减去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感情基础，直至最后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，也就形成了谁都不退让的局面。如果这个时候，FBI和卓别林能够有一方主动退让一步，那么就可以平衡加减博弈的天平，让“加”来消减双方间产生的矛盾。
其实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契约，这是一种以互惠和剥夺为基础，反馈互惠和剥夺为回报的契约，你给我多少，我就会给予你多少；你剥夺了我多少，我就会剥夺你多少，像做数学题一样，加减自有定数。
所以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也要运用FBI的加减博弈，力争以真诚来消除对方心中的防线，自己多学会用“加”原则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祥和和快乐。
囚徒困境：谁先坦白谁受益
囚徒，顾名思义就是被囚禁的人，这样的人会因为所处环境的限制而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，在这种困境中，囚徒会产生一些从前从未有过的想法或者比从前更加强烈的想法，比如：自私、怀疑、自卑、冷漠等这些想法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——自由。可以说，在囚徒困境中，为了能够重新获得自由，囚徒是可以牺性其他一切利益的。
FBI在多年的实践中，看到了一些人在囚徒困境中所作的心理斗争，根据这些人的心理博弈过程，FBI逐渐总结出了实用的心理读心术：“囚徒效应”。
1983年4月5日，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发生了一起杀人抢劫案，一名叫希尔达的中年妇女在家中被杀死，钱财也遭到洗劫。
FBI在3天内便抓获了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——哲罗姆、凯文、普利莫，警方还在3人家中分别搜出赃物。审讯室内，面对大量的物证，3人都只承认盗窃，但是不承认杀人3人辩称，他们进屋行窃时，就看见有个女人死在屋里了。
面对3人的狡辩，FBI警探利用了“困境效应”：先将3个人的眼睛蒙上，把他们带到同一间审讯室内，和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：
“如果你们没有杀死那名妇女，那么你们只犯了盗窃罪，会被判刑3年。但是，如果那名妇女真的是你们杀死的，那么你们都会被判刑至少30年。所以，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够主动坦白，揭发同伙的杀人罪行，就会被从轻发落，同为杀人罪，也将会被免予起诉，而只是以盗窃罪起诉，同时还会获得刑期上的减免，最多只坐一年半的牢。而被举报者会因为杀人罪被起诉，在监狱中至少要待20年。”
说到这里，FBI警探看着眼前的3个人，他知道，现在这3个人的心中都已经开始盘算了，到底是要坚持抵抗呢？还是要举报同伙呢？如果都不举报的话，就会得到最好的结局，3个人都只是盗窃罪而已，可是，如果有人为了减刑而举报自己怎么办呢？这个减刑的机会就属于别人了，而自己则要因为杀人罪在监狱里待几十年。
这位警探不等这3个人想明白就接着说：“当然，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在警方查到你们杀人行凶的证据之前，这个时候举报别人是有功的，是有减免刑期的机会的，如果警方找到了相关的证据，那么就算是你们举报也没有用了，你们只能一起在监狱里待到头发变白的那一天。”
说完这番话后，3个人被分别带回了各自的审讯室，此时3个人的脑海中都在飞快地运转着，都在想，就算自己坚持，但是其他两个人说不定就会把自己举报出去，到时候，他一年多就出狱了，我要坐几十年的牢，都是一起犯的第，不能让别人占了先机。
显然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心理将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3个人都不想落在别人后边，都想要率先举报别人。
这个案例就是利用了“困境效应”，在困境中，被困的一方明显处于劣势，此时人的心理导向是：什么对自己有利，我就采取什么行动。这个时候，人都是自私的，都想让自己尽快地摆脱这种困境，都会选择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。
“困境效应”的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对付罪犯，有时FBI为了能和别人合作，往往会先让自己所争取的对象陷入到困境中，等待其向自己求援时，再出手相助。
阿德勒·S·戴尔是FBI早期的唇语专家，他加入FBI完全是被逼无奈的。阿德勒的大儿子在婴儿时期丧失了听力，他不想让儿子一生都只能打手语与人交流，那样太不方便了，于是就开始教儿子读口形学发音，其实他本身也不会唇语，都是在教儿子的过程中自己摸索学会的。
几年他还创立了一个唇语学校，专门教失聪儿童说话。逐渐地，阿德勒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能力已经超过了FBI内部的唇语专家，FBI曾经数次想让阿德勒来工作，但是都被脾气倔犟的阿德勒拒绝了，他更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多帮助一些孩子。
为了争取到阿德勒，FB使用了一个“困境效应连环计”。1957年，FBI找到阿徳勒，希望其能帮助警方侦破一宗案件，这宗案件性质恶劣，危害极大，阿徳勒也知道，为了能让警方尽快抓到罪犯，阿德勒答应和警方合作，但是仅此一次。
很快，案件就被侦破了，警方通过媒体大肆表扬了阿徳勒，说没有阿德勒先生的帮助，就不会这么快破案。很快警方又有第二宗、第三宗……更多的案件找上门来，阿德勒的功劳很大，名气也很大，大众对他交口称赞，但是犯罪分子却对他深恶痛绝。
期间不断地有犯罪分子叫嚣要摘掉阿德勒的脑袋，此时阿德勒也意识到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，为此他不得不求助于FBI，FBI答应帮助阿德勒，条件是阿徳勒要加入FBI，此时阿德勒已经无路可退了。
可见，善用“加减博弈法”，能让自己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，更好地完成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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